古往今来，似乎没有一位文人像苏轼这样经常被人提起，俨然是“古代的偶像”——吃有东坡肉、喝有东坡酒、戴有东坡巾、穿有东坡衣、坐有东坡椅、诗书有东坡体、观赏有东坡竹……
不少人在研究苏轼时或侧重其博学，或侧重其多才，或侧重其趣味，或侧重其达观，不一而足。但无论以什么作为切入点，《宋史》都是重要的研究资料之一——这部由元末丞相脱脱和阿鲁图先后主持修撰的史书，在二十四史中篇幅最大，保存宋代官方史料和私人著述最系统、最全面，具有相当高的研究价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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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注意到，《宋史》列传细分为“道学”“儒林”“文苑”等门类，划归“道学”的有周敦颐、程颢、程颐、张载、朱熹等，划归“儒林”的有刘子翚、吕祖谦、陆九龄、陆九渊、叶适等，划归“文苑”的有梅尧臣、黄庭坚、秦少游、陈师道等。我感觉苏轼应当属于“文苑”中人，可在元代史学家的眼中却不是这样——苏轼竟然与包拯、王安石、司马光、岳飞等名臣排在同一序列。
《宋史·苏轼列传》开篇说的是苏轼年少时其母程氏亲自教他读书，听到古今成败，他常能领会其要。一日读到《范滂传》，程氏慨然长叹，苏轼便问她：“如果我成为像范滂那样的人，您同意吗？”程氏反问道：“你能像范滂，我就不能像范滂的母亲吗？”
范滂是东汉人，“少厉清节，为州里所服”，在建宁二年（169年）第二次党锢之祸时入狱。《后汉书》记载，范滂劝慰前来与他诀别的母亲，说自己追随先父而去，算得上死得其所，希望您不要因此而再添悲伤。范母对儿子说：“汝今得与李、杜齐名，死亦何恨！”如今你能与李膺、杜密这样的大贤臣齐名，死了有好什么遗憾的！
或许在《宋史》的著述者看来，苏轼之所以能成为一代宗师，与年少时受到范滂的影响关系密切，范滂称得上是苏轼的“偶像”。我相信古代史学家作论肯定是有依据的。元祐八年（1093年）冬，暮年的苏轼在给朋友的一首诗中写道：“左援公孝右孟博，我居其间啸且诺。”左手拉着岑晊（字公孝，东汉末棘阳人），右手拉着范滂（字孟博），我在二人之间尽可坐啸画诺。南宋诗人陈造有七言绝句《东坡二首》欲概括苏轼，其一特意述及这段佳话：“五载诗鸣卧雪堂，暮年长啸走南荒。当时戏彩慈亲侧，岂复陈编羡范滂。”
苏轼一出道便以诗文著称，自谓“作文如行云流水，初无定质，但常行于所当行，止于所不可不止”——写文章就像行云流水，本没有一定之规，该行则行，该停则停。话里话外无不透着自信与得意。宋神宗喜爱苏轼的文章，阅读时甚至连用膳都会忘记，屡屡称赞他为“天下奇才”。不过苏轼因《湖州谢上表》获罪，也与诗文有关。后世评价他：“器识之闳伟，议论之卓荦，文章之雄隽，政事之精明，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为之主，而以迈往之气辅之。故意之所向，言足以达其有猷，行足以遂其有为。至于祸患之来，节义足以固其有守，皆志与气所为也。”这等大才遭逢祸患时，其节义足以坚守他的品德，这都是“志”和“气”的作用啊。我想，倘若范滂有知，会不会觉得是他在起作用？
经常有人感叹，既然宋仁宗和宋英宗都赏识苏轼，认为他有宰相之才，但凡苏轼收敛一下锋芒，不那么“行云流水”，或许就不会经历如此多的波折了。当然也有人反驳，假如苏轼不坚守自我，那还是苏轼吗？还会有今天的东坡肉、东坡酒吗？这个问题，我觉得用苏轼的那首《自题金山画像》来回答最好：“心似已灰之木，身如不系之舟。问汝平生功业，黄州惠州儋州。”“灰木”“不系舟”从《庄子》而来，固然有字面的那层意思，更多流露的却是自由自在、波澜不惊的人生境界，其中不见理学家的说教、不见大儒的刻板、不见文人的哀怨——任世间变化万千，我就是我。
（原标题：再读《宋史》：原来“古代的偶像”苏轼也有偶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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