先上结论：
横亘在两人之间的，不是“罗密欧与朱丽叶”式的世仇；
(资料图片)
他们两人也不是被仇恨裹挟、无力抗争、只得用爱情献祭的痴男怨女。
真正阻碍他们结合的核心的症结——是所谓的“皇权意志”和“个人意志”。
两家“仇怨”的根源，是萧钦言对赵盼儿父亲赵谦的弹劾。
在赵盼儿的记忆中，父亲赵谦是在景德元年（公元1004年）抗命获罪。
史载，自咸平二年（公元999年）起，辽朝陆续派兵在大宋边境挑衅，掠夺财物，屠杀百姓。而大宋先失燕云十六州，又迫于辽骑兵迅猛攻势，战况始终不利。
景德元年（1004年），辽萧太后与辽圣宗耶律隆绪以收复瓦桥关为名，亲率大军深入宋境。萧挞凛攻破遂城，生俘宋将王先知，力攻定州，俘虏宋朝云州观察使王继忠，宋军凭守坚城。
宋廷朝野震动，真宗畏敌，欲迁都南逃，宋朝大臣王钦若主张迁都升州（今江苏南京），陈尧叟主张迁都益州（今四川成都）；及至八月，寇准拜相，开始力请宋真宗亲征。
景德元年十一月二十日（公元1005年1月3日），宋真宗从开封出发，并命李继隆、石保吉担任驾前排阵使，前往澶州督战。
——由此可知：
（1）辽朝在北宋边境不断挑衅，直至挥师进逼，妄图吞并北宋，引发两国之间的战争。
（2）在景德元年八月寇准拜相之前，朝中众臣皆主张“被动防御”，不宜出战，宋真宗甚至有了迁都的打算。
澶渊之盟最终确立的时间是景德元年十二月（公元1005年1月）。
此盟约消弭宋辽之间二十五年的兵战，岁币（三十万）的支出不及用兵的费用（三千万）百分之一。戍边徭役、朝廷赋税得以减免，“生育繁息，牛羊被野，戴白之人，不识于戈”。
——那么现在问题就是，赵谦杀辽人劫掠者是在战时，还是签订盟约之后。
先看顾千帆这边得到的情报：
第一份文书：皇城司内部呈文
拜呈皇城司使，景德元年，宁远军将校抗命获罪者，自都巡检史赵谦，信者以下十余人，皆处流刑。今察旧事，其情可悯。有杜天德、许铭修两人是年六月病死皇城司狱，望贵司核查其葬所，许其家人迁骨。
根据这份文书的时间线推断：
景德元年六月，赵谦等一干人已经被问罪判刑，是以赵谦抗旨开城应该发生在六月以前。
第二份文书：来自吏部处分通报
景德元年出镇东光县，两方和议，诏令各城闭门不出，谦有违，台谏弹之，辨曰：有北人劫掠县外乡民，不得忍。乃出，后杖十五，流三千里，其妻曹氏并女一人，没为官奴……
这份通报没有给出具体的时间，但说明是在两方议和期间赵谦出城杀辽人劫掠者。
再看赵盼儿这边的情报：
她是通过人脉资源查到的官方邸报，具体内容如下：
去岁腊月二十七日，都巡检史赵谦，信者抗旨，擅启东光县城门，杀北人劫掠者。
左司谏萧钦言以祸乱两国和议弹之。
根据邸报自右往左的翻查习惯，此篇记载应是景德二年（公元1005年），去岁腊月即指景德元年腊月。
所以现在就“赵信杀辽人劫掠者”时间出现三个时间点：
（1）景德元年六月之前——
此时朝中“议和派”为主，且皇帝甚至主张迁都以避辽人锋芒；赵信之举相当于主动开战，会不会被喷不好说，但皇帝肯定不想这么干。
（2）景德元年议和期间——
议和期间打仗……
（3）景德元年腊月——“澶渊之盟”签订时期/议和时期
两种情况：一种是发生在议和期间，无异于加大和谈难度；一种是发生在盟约签订之后，相当于破坏盟约。
综上，不管是哪个时期，赵谦都是做了“违背皇帝意志”的、“遵从内心善恶”的事情。
从客观事实上来说，赵谦救了百姓；
从政治事实上来说，赵谦违背了“议和”，与皇帝意志相悖。
而且三分邸报都指出了赵谦的获罪理由——“抗命”。
这里的“命”可能是上官之命，可能是朝廷之命，也可能是皇帝之命。
结合之前的时间点分析，无论哪个“命”，赵谦都抗了。
先不说就这个“命”该不该抗，就武将而言，“抗命”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——这意味着皇帝控制不了你的边防和军队，别说是在宋朝这么个重文轻武的朝代，就是搁其他任何一个朝代，都是非常恐怖的。
否则为什么岳飞都上了高地了，赵构还能十二道金牌把他召回来？
是岳飞想回来吗？是他不敢不回来！
“皇命不可违”，就是封建君主时代最大的悲哀，所有的是非对错都系于一人之身，不以百姓的意志为转移。
至于萧钦言，他此时的官职是左司谏——掌规谏讽谕，七品。
他有两个选择：
（1）主张赵谦救民有功——但又绕回了前面一个问题，这个主张是违背皇帝意志和当时国策的，且不说按照萧钦言的政客属性他会不会这么干，就算他这么干了，皇帝会听他的话吗？
他才是个七品官……谏院里都轮不上他说话。
（2）主张赵谦抗命有罪。
萧钦言选择了第二个。
他的选择其实很像“澶渊之盟”的影响：
有人说它是“城下之盟”、“去战忘兵、武备皆废”；
亦有人说它是休养生息、繁荣经济、促进邦交的互惠善举。
孰是孰非，或许只有时间才能给出答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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